• 在大田合影，本文作者(后排右五)、
  汪明(后排右二)、郑小秋(后排左二)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政治动荡和物质匮乏的年代，是思想简单和激情燃烧的年代，是注重阶级划分和轻视知识的年代，但又是最锻炼人的意志的年代。六十年代末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其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它影响了上千万青年的人生。这段不会再重复的经历，虽然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对于兵团知识青年来说，不论时间长短，不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让我们永生难忘，是我们生命中宝贵的精神资产，让我们一生受之有用。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是我们从学校迈向社会、远离亲人的初始，更重要的是，在黑龙江这片黑土地上，留下了我们共同奋战的果实、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结下了知青之间永恒的友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铺垫了我们一生励志的基础。尽管这段没有选择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本应在学校吸收知识的学生，丧失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而投入纯体力的劳动，但是也让我们在社会的大学校里开阔视野，磨练意志，同时从另一面给我们创造了思考的空间，为我们提升了承受各种压力的能力。

一师六团战友们出版的《远方的白桦》一书，带给我们很多逐渐逝去的回忆。它把多年分散的战友们又拢到一起，让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那段难忘的经历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升华。

1969年距今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八月，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北京初中毕业生告别了父母，伴随着火车沉重车轮的轰鸣、一路的歌声与哭声，来到了遥远和陌生的黑龙江边陲。从此，在那看似浪漫的黑黝黝无边际田野上，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度过了数年宝贵的青春岁月。在那繁忙而又枯燥的农工生活岁月里，年轻人追求理想的激情与生活的茫然交织在一起，超强劳动、体能的锻炼和毅力的磨练与精神生活和知识的贫乏交织在一起。我们在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同时享受着黑土地给我们劳动的回报和喜悦：春天漫坡绿油油的大豆苗、夏末金光闪闪的麦浪和秋天里盛满圆滚大豆的粮仓……

艰苦的劳动与意志的磨练

数年兵团的农工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最受益的应该是对意志磨练和体能的锻练了。记忆犹新的是69年刚到兵团的那年夏收。因为罕见的大涝，麦田积水松软，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无法作业，黄熟的麦子无法收割。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正好缓解了人工收割的困难。我们到达的第二天，连长就要求全体人员下地抢收麦子，并承诺夏收后给我们放假三天到北安照相。怀着兴奋与新奇的心情，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和胶鞋来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那一年割麦的艰辛，是对我们意志和体能的最大挑战和考验，至今记忆犹新。一脚踩下去被雨水多日浸泡的麦田，立即深陷至半腿，艰难的拔出一条腿再迈出另一条腿时，割断的麦茬划破双腿，鲜血直流。炎热的天气和血腥味招来很多小咬和蚊子叮在腿上。几天坚持下来，伤口化脓，晚上回到宿舍清洗时，袜子粘着化脓的伤口，忍痛脱袜，眼泪直流。之后腿脚肿胀，穿不上鞋子，腿上的红线沿伤口直上腿根淋巴部，才被留在宿舍里休息。当是觉得不能干待着，就试着去挑水，以便大家回来能有水洗脸。从宿舍到井口挑水，平时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由于肿痛的脚迈步十分艰难，一担水就用了一个多小时。休息了一天，稍稍好些，就又下地抢收麦子了。至今两边腿上的伤痕就是当时的伤口溃烂留下的。当时能够这样做，完全是从心里觉得接受再教育必然要吃得苦，这点苦也不算什么。

之后每年用康拜因收割麦子，真是既艰辛又浪漫。我们每三人在一辆康拜因车上，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轮换操作。随着康拜因前面一排排麦子的唰唰倒下，几秒钟的功夫就变成麦粒从滚筒中哗哗的流下来，负责用麻袋接麦子的人必须用很快的速度将装满麦子的麻袋用麻绳紧紧的系住麻袋口，然后将两百斤重的麻袋推到田里。与此同时，被机械分割的麦秸秆从后面的大口子中铺天盖地的落到紧跟着康拜因的有两人高的拖车里面。两个人站在拖车的上面，头顶着哗啦啦的如雨一般的麦秸，用长长的叉子不断的卟拢着草车里面的麦秸，以保证分布均匀。我们虽然戴着帽子，用手绢包住鼻子，但秸秆还是随风吹向我们的眼睛、鼻子和衣服里面，浑身都扎得慌。当麦秸铺满了草车时，我们其中一人要从高高的站台上跳到大草车里面，拼命地用脚去踩实麦垛。当卸下麦垛时，被埋在麦垛里的人又要拼命爬出来，追上康拜因，继续作业。一整天下来，不仅体力耗尽，而且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灰尘与麦秸渣子。但是每天收工时，看到一片片的麦子变成了一袋袋的麦粒和一堆堆的麦桔，似乎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每年夏初在豆田里除草和秋天收割大豆也是对我们意志的历练。从垄头到垄尾，一条垄常常是有10多华里，丘陵的地势一眼望不到头。我们清早下地，每人一垄，你追我赶的开始了一天的劳动。除草与割豆都绝对是对腰力的考验。除草时，一个小时后，腰弯得直不起来，就干脆跪在地上继续除。但是跪着干速度慢，还是要弯着腰走起来。收割黄豆真是痛苦的经历。每天我们必须把自己镰刀磨得锋利，手套备齐，以保证一刀就能割下一把黄豆，而且不被豆荚扎破手。如果这两点做不到，一天下来会非常辛苦，不仅肯定会落在后面，而且会伤痕累累。黄豆长得很低，只到小腿半部。一旦开始收割，只听唰唰的镰刀声，要是想直腰休息会儿，马上就会被甩在后面。一天弯腰下来，腰酸背痛。镰刀割破手是常有的事。我亲眼看到战友被镰刀割破了手心，血淋淋的手心肉翻出来一大块。后来得知，人工收割大豆是兵团司令员到我们团实地调查后做出的决定。他看到机械收割有不少豆粒留在地里，便决定弃置机械，改换人工割豆。殊不知，人工收割留在地里的豆粒并不少于机械收割。无论如何，这种艰苦的劳动，对我们的体能和意志真是绝对的锻炼。

全新的生活环境与综合能力的挑战

远离家庭，常年在外，一切的生活都要自己打理。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还要棘手，尤其是第一年冬天。刚到时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的军棉衣、棉裤和大头鞋，是要穿好几年的。冬天，我们坐马车到河套去割柳条，挖土挑石修水库、刨粪块和剥麻，时常还要军事演习，深夜集合到雪地里去趴上几个小时。一冬下来，棉衣棉裤脏得不能再穿。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拆洗棉衣裤。拆好说，缝可不容易。从小在家不干针线活的我们，只好向擅长针线活的战友们请教。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一针一线总算把棉衣裤缝好。虽然缝得不好看，但能穿干净衣服了，而且是自己缝的。心里有种成就感。

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没有报纸和书籍、没有电视与电脑，全连只有一个广播喇叭，信息非常闭塞。记得我在下乡的第二年，将自己每月三十二块钱收入的结余寄回家，让我爸爸买了个7波段的红旗牌收音机寄给我。这是我在自己挣钱后买的第一件东西。有了它，我可以晚上躺在床上戴着耳机收听我喜欢的节目，包括学英文（尽管很少）。记得有重要新闻时，几个排的知识青年挤在一个大宿舍里，把我这个小收音机放到最大声音，大家一起收听。这对我们封闭单调的生活，多少是一个补充。至今我都还留着这个收音机作为纪念。还记得在我兼任连队文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北京知青在连队办公室，悄悄地打开一个从村里地主家抄家来的很破旧的上锁柜子。让大家惊喜的是柜子里面装满中国古典文学书籍，如《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和《唐诗三百首》等等。对我们这些如饥似渴地希望获得知识的年轻人来说，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每个人都挑了一本“借走”了。记得我们有几个人常常在晚上熄灯之后用手电筒照明看书。电池没电了，就点蜡烛放在床头，油烟把鼻孔都熏的黑黑的。有两次看书看得困了，头一沉，差点把头发烧了。尽管当时学习并不被鼓励，条件也非常差，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充实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荒废的时间，多少填补了一点点知识的空白。

当时屯垦戍边是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我们白天干农活，夜晚还要值班巡逻，看看麦场、油库和马圈是否安全。在熟睡的夜晚，被叫起来，从热被窝里跑到黑暗的冰天雪地中，真是件痛苦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巡逻一个小时，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听着油罐里不时发出的咚咚声，马圈里发出的马蹄走动带出的干草稀稀做响声，想着苏联特务可能就躲在那里，我们心里都非常紧张和害怕。但久而久之，胆子也就练得大些了。还记得当时让我爸爸用我的结余钱买的第二样东西，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我们白天出工和收工并不需要看时间，但是在夜里巡逻时，有一个手表还是非常有用的。我把手表借给大家轮着用，可以准确把握巡逻的时间。这个手表，我也存至今天。每看到它，不仅想起当年兵团生活的经历，也想起我那已经去世三十周年的爸爸。

激情的燃烧与幼稚的追求

当我们满怀激情的从城市来到兵团农场时，我们想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必要；当我们每天扛着锄头、唱着兵团战士的歌曲走向农田时，我们想的是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当我们在麦场上挥汗如雨扬麦子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如何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尤其是前几年，这种激情一直存在。它使我们不觉得特别的苦和累。当时我们不会知道知识青年下乡的政治大背景，只是以一种朴素的感情和幼稚的追求去实践着。

记忆犹深的是我们连队报道组。刚到连队不久，连里就让我去团部报道组开会，并让我当组长，组建了连队报道组。我们报道组的成员，都是有思想、有激情又有文学和写作能力的优秀战友。至今回忆起那几年在一起报道的经历和大家的辛勤付出，感到我们当时的那种激情、幼稚与单纯，就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报道组的任务表扬先进和批评落后，报道的工具是写黑板报。连队共有两块固定的石墙黑板和两块移动的木制黑板。这几个板报轮换着用，几乎我们每天都要组稿。当天国家的大事和兵团的讯息、劳动过程中集体或个人的突出表现、连队中的“阶级斗争动向“等，都是我们报道的内容。

每天收工晚饭后，我们就开始组稿。等稿件组齐，差不多都是大家就寝的时间，我们则开始抄板报了。有的负责写标题、有的负责画画，有的负责抄写。一般很快就能完成一版。但是到了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给我们写板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两块在食堂的固定板报，在没有供暖和四面透风的环境下，结了一层薄霜。我们每次都要先用火柴将霜化掉，才能擦掉原来的版面。这样不仅拉长了我们写板报的时间，而且把我们的双手都冻得长满冻疮。为写板报，我们常常是在晚上十一、二点钟，大家早都进入梦乡的时候才回宿舍睡觉，早上五、六点钟还正常起床下地。报道组的同事都有奉献和吃苦精神，从来没有因为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而抱怨，也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提出放弃。我们不写板报的时间，则在一起读书学习。回忆起当时在一起奋斗的年月，真是百感交织。因为我们之中的好朋友之一，已经在几年前就离开人世了。

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我们正处在单纯幼稚的时期，报道组也配合连里对当时所谓的阶级斗争动向进行过批判。印象较深的是批判个别农民捉泥鳅改善生活。兵团的生活很清贫，每天都是土豆圆白菜，即使是农民，也少有肉和蛋。几个青年农民到河塘里去抓了些泥鳅，被连里知道，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让我们写黑板报批判。想起当时把抓泥鳅与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但是这在那时狂热和盲目的追求主义、而又对主义毫不理解的年代，人们思想的单纯和热情被利用了，黑白是非的原则被混淆了。直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事实，才雄辩的证明，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民追求的方向。 我在黑龙江兵团只有四年的时间，比起大多数在那里度过近十年的知识青年来说，经历要简单很多。但不论如何，兵团的难忘经历，在我们每个兵团战士的成长道路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历史痕迹和我们走过的不可磨灭的脚印，它是我们迈向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是连接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纽带，是我们人生中从幼稚到成熟的桥梁，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更积极和更勇敢的渡过人生奠定了基础。

写于2009年8月